他們所追尋的，我們所追尋的
			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他們所追尋的，我們所追尋的
  起初，人類的祖先對地球一無所知，並非誕生在開敞光亮之中，而是迷離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裏，拼命地四處張望。
  人類的起源進化是否如《2001太空漫游》所描述的那般奇妙，我們無從得知。就文明出現後，至今 人類的進化發展與發明，均離不開彈指間迸發的靈感；百轉千迴，不屈不撓的摸索；當然還有不可或缺的基座，就是最為寶貴的品質——信念。
  一百年前，曾兩獲諾貝爾獎的居里夫人，從不視自己的獎項為事業的終點。她與丈夫提煉鐳的故事為人們熟知，在這令人尊敬的科研成果背後，包含著數不清的付出，有道不盡的勞累。“瑪麗終日在烟熏火燎中攪拌著鍋裡的礦渣，她衣裙上、雙手上，留下了酸堿的點點燒痕。”科學的真理不允許人類體面優雅地去發掘它，哪怕是一位本該愛美的女性。“你説這鐳會是什麽樣子？”“我只是希望它有美麗的顔色。”在夫婦的一問一答中，我仿佛看到追尋者的模樣——就算以生命和容貌為成本，也要堅持不懈地去追尋那一束科學之光——提煉出0.1克鐳的那一束“略帶藍色的螢光”。
  “舊木棚裡這點美麗的淡藍色熒光，是用一個美麗女子的生命和信念換來的。”當居里夫人周邊的女子都愛慕美貌和名利時，甚至連社會也認同女子最大的價值就是漂亮時，她不屑於此，還要積極反對這一現象。愛因斯坦稱讚她是“唯一沒有被盛名寵壞的人”，因為居里夫人對科學的熱愛，以及對淡泊名利的心態，是一種對女性價值權利的執著證明，是貫穿她一生的信念與信仰。這份信念，使她產生對於放射性的獨到想法，令她不曾畏懼大海撈針般的摸索。
  居里夫人作為“現代科學界的偶像”，在當時吸引了渴望新文化，民主科學的中國。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，曾在巴黎拜訪居里夫人。那時的中國正值“五四”新文化運動的思想浪潮，在世界各地中國留學生滿懷救國之心。同時，在美國進修建築的梁思成，於1925年收到父親梁啓超寄來的《營造法式》。從那時起，他就開始了對這本寫於宋代的建築“天書”進行研究，開始對中國古建築和文化遺產的追尋與保護。
  一位日本建築史學者關野貞，在長時間調查中國建築後，斷言“中國全境內木質遺物的存在，缺乏得令人失望。實際説來，中國和朝鮮一千歲的木料建造物，一個亦沒有。而日本卻有三十多所一千至一千三百年的建築物。”雖然梁思成也深知，在中國本土找到唐朝建築的難度之大。但找到唐代建築物的念想，並沒有在他的心中淡去，而是愈加清晰強烈。
  梁思成與林徽因在國外結婚，同年回國。在回來不久，梁思成就出任中國營造法式部主任。次年，他與營造學社同仁踏上了第一次田野考察。所謂田野考察，並非是一場富含田野風光的愜意旅行。在籌備考察時，考察成員要翻遍大量的資料文獻，以確定古建築的存在與其方位。在紛飛戰火下，他一行人一時坐車，一時步行。顛簸的路程下，他們發現並測繪了遼代建築天津薊縣獨樂寺觀音閣。此地方無疑為梁思成帶來了驚喜，這古建築與唐代建築相差百餘年，但他離發現唐代建築仿佛又近了一步。
  1937年7月5日，將臨七七事變。梁氏夫婦經歷了更多曲折的路程，來到山西五台山佛光寺東大殿。梁思成“始見殿內梁底隱約有墨跡”，“但字跡為土朱所掩”。就在他人難以分辨樑上模糊的字跡時，遠視的林徽因見到了“女弟子寧公遇”之名。這一發現，確定了佛光寺東大殿正是唐代建築，因為殿前建於唐大中十一年的經幢，也刻著“佛殿主”之名“女弟子寧公遇”，而經幢則絕不可能比大殿早建成。
那位日本學者關野貞，也曾得出經幢建成的年份，卻沒有研究建築所成的年代，只評價佛光寺建築“佛光寺之寺院規模，伽藍並不雄偉”。殊不知，東大殿就是推翻他言論的證據。可見，梁思成與營造學社，對中國古建築有著深刻細緻的學術研究，以及帶有“鮮明的反侵略色彩”。考察時，他們哪怕得不到安全的保證，且奔波於大山之中。這份如此堅定的信念，自始自終支持著他們，繼續義無反顧地探究與測繪中國的古代建築。
  我相信，為科學，為自己民族做出貢獻的人，還有很多很多。像是中國“氫彈之父“于敏先生，他作為中國核武器事業的中流砥柱，哪怕隱姓埋名也在所不惜。在我的眼中，那些為了追尋科學真理，民族文化價值的人們，就如同在追尋一束光。他們在追尋的過程中，也許風塵僕僕，甚至遍體鱗傷，但一個個的追尋者，身上亙古不變的信念，為他們也變成一束束的光，照亮了全世界。
  時代之風吹拂而過，我們不妨一起仰望那些一束又一束的光，與他們一起走在那追尋的道路上。